【对话】完善煤电联动维护电力安全

编者按  曾庆洪代表在本次“两会”上提出了《深化电力改革、促进煤电联动的建议》的议案。本网特邀部分代表委员围绕该议案，就如何解决电煤供应紧张、降低交易成本、完善煤电联动机制等问题展开对话。采访中，各位受访对象对完善煤电联动机制有着各自的思索，其中不乏不同观点的交锋。广泛的民意表达和更加深入的思考，更有利于电力行业与社会各界加强沟通，有助于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

本期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汪恕诚
　　全国政协委员、中电投集团公司总经理  陆启洲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经理  王会生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电力公司总经理  费圣英
　　全国人大代表、华能集团公司湖南分公司总经理  张建林
　　全国人大代表、大唐集团公司办公厅主任  王欣
　　全国人大代表、大唐集团公司海外投资公司总经理  寇炳恩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孙丹萍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庆洪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大学能源学院院长  张红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  巩汉林                             

对话前提

煤电联动的条件具备了吗

主持人：２００４年，我国开始建立煤电联动机制。政策规定，如果半年内平均煤价比前一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５％，电价也应相应作出调整。那么，目前的煤价超过５％的涨幅了吗？有传闻说，今年１~２月份，发电集团火电已出现亏损，电煤价格水平和发电企业经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王欣：今年以来，电煤价格再度上涨，以大唐集团为例，仅１月份集团平均电煤价格便每吨上涨了６３元，上涨幅度超过１０％。１月份，大唐集团耗煤量为２０００万吨左右，算下来增加的成本就超过了１２亿元，现在看来，一季度大唐集团肯定会亏损，部分基层企业资金链已经濒临断裂的境地，资产负债率超出了警戒线。据我了解，其他发电集团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由于电煤价格的飙升，２００８年电力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局面，２００９年煤价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超出电力企业的承受能力，五大发电集团虽然实现整体扭亏，但赢利部分都来自其他产业，火电行业依然大面积亏损。

张建林：近年来，电煤供需紧张的局面反复出现，电煤价格不断攀升，尤其进入２０１０年来，电煤紧张导致的缺电局面在全国大范围出现。从今年电煤合同签订情况看，重点合同煤每吨平均上涨超５０元，涨幅在１２％左右，这种涨幅已远远超过５％的煤电联动“红线”，已具备了启动煤电联动的条件。

曾庆洪：根据２０１０年电煤合同谈判情况，今年，全国煤炭运需衔接合同总量将至少突破１６．４０亿吨，价格比２００９年上调每吨约３０元至５０元，而市场煤的涨幅更大，部分地方企业的煤炭供应价格仍未最终确定。２０１０年为广州亚运年和上海世博年，如果届时出现发电企业由于煤炭价格过高、上网电价联动不及时造成严重亏损而使电厂缺煤停机的情况，将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冲击和重大影响。

各方观点

煤电联动是解决发电企业困境的出路

主持人：令人意外的是，在本次“两会”上率先呼吁促进煤电联动的不是电力行业的代表委员，而是来自汽车产业的曾庆洪代表。曾庆洪代表提出的《深化电力改革、促进煤电联动的建议》的议案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电力行业的运行环境和生存状态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关心和理解，二是煤电联动确实到了不动就过不了这个坎的时候了。

曾庆洪：目前，电力企业在煤价高企状况下更加举步维艰，我认为，进一步深化电力改革、促进煤电联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出路。电煤价格和上网电价应该反映电力企业承担能力、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各方面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博弈下恢复合理的价格水平，从而避免每年冬春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运动”式的煤价博弈，解决多年来纠缠不清的电煤价格问题。

煤炭价格供需失衡。当前，发电市场虽已放开，电价仍受国家监管，煤炭价格则由市场供需决定，同时，在国家政策主导下煤炭产业集中度日益提高，煤炭企业可以通过限产等手段促成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导致煤电双方在确定电煤价格等方面地位的严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煤炭价格持续过快上涨、计划内电煤兑现率不足并安排计划外电煤以变相涨价迫使电力企业被动接受等，严重影响了发电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陆启洲：煤电体制、矛盾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煤炭市场放开我认为是对的，但电力跟煤炭市场的上下游联系如此紧密，如果不放开，在严格管制情况下，唯一办法就是煤电联动。

我国的煤电联动由政府发文，但经常不执行，或者往往执行不到位，政府发文只有政府去执行，政府不执行，企业也没办法。但为何不执行，现在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都把电价作为宏观调控的经济工具在使用，但往往适得其反。

汪恕诚：从目前电煤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和当前电力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看，进行煤电联动是很有必要的，但我认为，在今年实施煤电联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每年国家给国家发展改革委都确定了一个ＣＰＩ指数，要么与去年持平，要么给一个有限的上涨幅度，超过了这个幅度，国家就要问你的责。现在，许多行业都在要求涨价，所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分配这个指数时，只能是综合考虑，所以，我估计今年再涨电价的可能性不大。

费圣英：今年电力行业呼吁进行煤电联动的原因与前几年相同，还是因为电煤价格快速上涨，电力行业面临大面积亏损。首先，我认为煤电联动当然要搞，因为煤炭在涨价，电价不涨电力企业怎么办？但如何根治这个问题，我的观点还是与前几年相同，就是要加快煤电企业的相互融合，而且是深度的融合。如果电力和煤炭行业不能深度融合，煤电矛盾就无法解决。因为这两方的根本利益不一致，你站在你的利益立场，要求涨价，那边利益肯定就要受损，因为电价是受国家控制的，不能随便跟着涨。所以，只要两边真正融成一体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就基本一致了，问题也就能基本解决了，但这个问题还是要由国家层面来推动解决。

孙丹萍：煤价高企对电力行业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发电企业，长期在亏损边缘徘徊，生产经营屡陷困境，不利于行业的扩大再生产，易导致电力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不同步，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煤电联动既可解煤业之忧，又可解电业之困，对煤电双方都有益，所以，我赞成煤电联动。但我们也要考虑到，煤电联动必然会导致电价上涨，而电价上涨一方面会对其他一些行业、产业造成冲击，还会影响ＣＰＩ，这是需要决策部门谨慎应对。

王欣：发电企业的严重亏损，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电网的安全运行，更不利于发电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国家尽快实施煤电联动，适当提高火电上网电价，给火电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至于何时进行煤电联动，我认为还是要根据今年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选择合适的时机。但不管怎样，我希望今年年内一定要进行联动，否则发电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将难以为继。

张建林：从去年底开始，电煤价格再度攀升，电力企业经营状况再度恶化，进行煤电联动是当务之急。但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应探索建立科学、合理、常态化的电价形成机制，改变目前市场煤、计划电的现状。

煤电联动机制要完善

主持人：如何进一步完善煤电联动机制，曾庆洪和寇炳恩代表提出了建议：加快联动的频率和时效性、全额线性价格联动。

曾庆洪：进一步完善煤电联动机制，要加快煤电联动的频率。在具体实施上，国家要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尽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适当控制发电企业消化煤价上涨比例，物价管理部门要根据电煤合同谈判情况，根据与前一周期变化幅度尽快出台电价联动政策，确保发电企业持续经营。

寇炳恩：从煤电价格联动的额度和电力企业经营情况看，目前电力企业经营状况十分困难，内部挖潜空间十分有限，实施价格联动势在必行，否则将会严重影响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不但要尽快实施煤电联动，而且要实施全额的线性价格联动。此外，要确保已经联动的价格真正执行到位，避免出现变相降价的现象。

煤电联动要换位思考

主持人：煤电联动这个机制到底好不好，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电矛盾问题，应不应该立即启动煤电联动政策，有代表委员认为这个政策有利有弊，我们来听听张红代表和王会生、巩汉林委员的思考和不同的声音。

王会生：煤电联动仍然是个计划手段，政府总在干预，总是限制这个限制那个，我认为，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市场，无论如何，最终还是要走到市场上去，甚至企业的经营状况也要靠市场检验，如五大发电集团，资产负债率接近９０％，按照严格的市场经济规律，这种企业早已经被别人兼并或者破产了，但是国家还让企业继续维持，还是救企业。发电集团在国外买煤，最终救活的是国外的煤炭企业。

我们国投集团，有自己的煤矿、电厂、铁路、港口、船舶，产业链已经建立起来，在五大发电集团亏损几十亿的时候，我们的电力板块赢利２亿元，尽管赢利少了，但协同作用还是显现出来了，因此，企业经营还是要考虑产业链的问题。

很早以前，很多煤炭企业经营状况最差的时候，国家都下放到地方，但是一旦市场有问题，关键时刻无法及时调控，在未整合前，我们一年３０亿吨的煤炭产量，中央只管理４亿吨，所以市场也混乱，而联动又不是最佳出路，现在一切问题都要放在市场。

张红：煤价上涨了，电力行业要求进行煤电联动，电价也跟着涨，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关键还是要建立合理的电价定价机制。现在是煤炭涨了，电要求涨价，那煤炭价格降了呢，电价是不是也应该降下来？比如说，现在人民币和外汇的汇率，它就是有一个定价机制，总是在不断地波动、变化，这就比较好；再比如说汽油价格，人家国际上涨了，你国内没涨，但人家快落了，你又涨上去了，可人家真正落下去的时候，你油价也不降来，这就有问题。所以说到底，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价机制。我认为，这种煤电联动，不应该是一种短期、临时性的行为，应该有一个长效的联动机制来保证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机制形成了，就可以随时进行联动，频率更快一点都可以，不一定非得等到电力企业要亏损时才联动。当然，这些都需要在国家统一管理和调控下进行，毕竟煤价和电价都是与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只是两个行业的事情。

巩汉林：我个人觉得，煤电联动有利有弊。说有利，它可以使整体价格保持在一种平稳状态，因为大家的利益是相关的。说有弊，是因为会更难于监管。同是利益集团，共同联手涨价，谁也管不了，不好控制。我认为不联动才会有制约。

国家关停了很多小煤窑，也就是说，央企将来是起主导地位的，电也是如此，始终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国家的就是人民的，国家应该在特殊行业，公共利益涵盖面很大的这种集团优势的前提下，将一些惠民政策通过各种方式给百姓体现出来。同时，我认为国家应对电力这样的行业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给予一定补贴之类。改革开放给我们最大的空间，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出路和经验，不在于是不是合并、重组还是分散。我们要找到一条合理的道路，煤电联动的问题也是这样，看怎么做更利国利民。

市场化才能解决交易成本过高问题

主持人：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电煤供应和煤炭、电力产业的协调发展问题，受访者给出了两个相反的答案：陆启洲委员认为市场化才是最终出路，孙丹萍委员则认为还是要由政府来主导。

陆启洲：煤电联动是权宜之计，市场化才是最终走向。

一个企业的成本由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构成，生产的商品劳务、服务要在市场上销售出去，“惊险一跳”是需要跳过去的，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造成交易成本较高，我们现在交易成本太高。
　　关于“利润平均化”，煤炭行业和电力行业都属于基础性行业，更何况电力行业资金密集程度高于煤炭，这是形成共识的。我想，这两个行业之间的利润应该差不多吧，现在不是差不多的问题，是差距太多，利润相差几十甚至上百倍。现在央企之间的管理水平都相差不多，这不是管理问题，是市场交易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了交易成本过高。我们是经营国有资产的企业，对国有资产有保值增值的压力，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利润水平，只能向上游延伸，我们只能自己搞煤炭，如果煤炭全部自给了，交易成本为零。当然，搞煤炭属于跨行业，我们的管理成本就上升了，而且当我们搞煤炭时，优质的资源都被瓜分完了，我们现在拿到的煤炭资源都不是优质资源，而且代价很大，但即使如此，我们的管理成本还大大低于交易成本，所以才会出现发电集团无一例外的搞煤炭。但这时候已经有些迟了，尤其是２００８年，对我们的打击太大，尽管各集团占有煤炭资源量很高，但产能并不高，这个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来会有所改变，如果我们煤炭自给率超过７０％的时候，我想煤炭企业的日子该不好过了。

孙丹萍：要彻底解决煤电矛盾，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导，每年以指导价方式促使电煤企业之间锁定７０％～８０％的计划内电煤，其余份额则通过鼓励发电企业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外资源，另一方面加大节能降耗力度来解决。至于一些地方政府对电煤价格进行补贴只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只能在某一特定时期解决一些临时性和紧迫性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电矛盾。

由于“市场煤”和“计划电”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因此煤电矛盾也将长期存在。要破解煤电矛盾，我认为离不开政府的干预。近５年来，发电企业营业利润并没有随着电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变化，而是随着国内外电煤市场的波动呈现锯齿形波动趋势（电煤成本占发电总成本的７０％），一年巨额亏损，一年微量赢利。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下政府调控之手失灵，煤电联动政策出现严重滞后。现在，五大发电集团等发电企业纷纷涉足煤炭行业，也是凭借自身之力缓解煤电矛盾。

来源：中国电力新闻网